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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左手曦月右手清阳 于 2022-9-26 11:04 编辑
终生戒烟:后悔拿起第一支烟
85%以上的成年人和80%以上的青少年吸烟者表示,如果有机会可以重来,自己绝不会沾染香烟。
禁断烟草是一道全球难题,但控烟在中国的进展尤为艰涩。吸烟的人时时面临诱惑,不吸烟的人处处忍受熏蒸,寻求刺激的年轻人则时刻准备接过人生的第一支烟。与此同时,很多深受烟害的戒烟者挣扎于复吸的泥淖,恨烟在心口难停——中国的控烟语境为何如此艰难?除个人生理和意志因素之外,还有什么原因在从中作梗?
危险的广告诱惑
如果说烟草是面善心恶的毒妇,烟草广告则不啻为塞壬的诱惑。尽管公然的烟草广告已被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和我国《广告法》明令禁止,但灵活的烟草公司还是借助各种文化包装,将变式的广告搬上银屏。“天高云淡”、“山高人为峰”和“我心飞翔”的广告词说得人心里痒痒,烟企则借此成功地在公众、尤其是年轻人心中塑造出吸烟者“超然”、“成熟”、“睿智”的形象。
美国心理协会2011年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媒体对冒险行为的煽动与受众实施这类行为之间存在高达40%的相关性。各类香烟广告以及渗透在文学、影视作品中的软广告,对吸烟者和初试香烟的年轻人有着明显的驱动作用,而在香烟广告被叫停之时,具名赞助各类活动又成为了烟草宣传的新途径。
易受暗示、追求认同的年轻人既是烟草市场最具潜力的客户,又是各类烟草宣传最敏感的受众。安纳博格公共政策中心和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会出版的《吸烟:风险、观念与政策》一书中披露,14至29岁的年轻人比30岁以上的人群更容易回想起烟草广告的内容。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艾迪斯·伦敦则在其发表于《神经心理药物学》期刊的研究中指出,青少年时期是形成吸烟恶习的关键阶段,八成的吸烟者在18岁左右开始依赖尼古丁,但在此阶段不吸烟的人往往能终其一生远离烟草。然而,香烟广告赋予吸烟的种种积极联想几乎完全对冲了控烟教育灌输给年轻人的风险意识。
错误认同和同伴压力,是很多吸烟者拿起第一支烟的原动力。
失语的警示标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刘老师是一位法律专家。和很多人一样,年少时的他出于同伴压力和几分好奇,懵懵懂懂地拿起了人生中的第一支烟,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吸烟史。年深日久,他发现不离指间的“南京”牌香烟竟让自己的牙齿严重着色——这可是自己当年未曾料到的。开怀大笑成了昔日的奢侈,刘老师感到个人形象和社会交往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2007年,刘老师将南京卷烟厂告上法庭,提起了中国第一例烟草侵权诉讼。来自首都经贸大学法律诊所的代理人指出,该烟厂违反法律规定,未在烟盒上以足量的警示图文告知消费者:吸烟可能导致牙齿变黄。这起前所未闻的诉讼在烟企和烟民之间掀起了轩然大波,中国的吸烟者开始诘问:当我第一次拿起香烟的时候,你可曾像鼓吹吸烟的酷与爽那样,图文并茂地告诉过我它的危害?
“吸烟有害健康”——烟盒上这行轻描淡写的文字大概令不少人啼笑皆非:让烟企劝诫消费者远离烟草,这提醒恐怕不大真诚。况且,“有害健康”是个空泛的概念,很容易被触手可及的感官诱惑淹没。而衰老的容颜、熏黄的牙齿和各种夺人性命的肺部疾病,往往在吸烟多年后才呈现出来。此时,烟瘾早已难以戒除。
国外(《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各缔约国)的烟草包装,是这样式儿的……
正如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戴维·迈尔斯在其经典著作《社会心理学》中所阐释的那样,形象化的宣传更能够扣动恐惧感的扳机。直观的图象往往能唤起强烈的情绪体验,而大面积色彩鲜明的恐怖图案将给人们造成扑面而来的冲击。心理学家达斯和鲁伊特等人则发现,恐惧感的唤醒可以大大增强人们对疾病防控的关注。
正因如此,世界卫生组织在《公约》中规定,各缔约国的烟草公司应在烟盒表面30%至50%的面积上覆盖因烟致病的种种病理图片,敦促吸烟者悬崖勒马。然而,《公约》在我国受到了区别对待:烟草企业乖乖地在外销产品上印满令人反胃的图案,却将国内销售的香烟包装得精美诱人。内外有别的策略彻底瓦解了《公约》的良苦用心。
无力的控烟干预
烟瘾的惯性在不同年龄的人群中有着不同的原因,一门心思的风险说教、告诉人们一旦成瘾、终身难戒,这样均质化的干预方式往往在现实面前折戟。对于人到中年、健康意识萌发的吸烟者来说,对疾病的恐惧是一种强大的斥力。“吸烟等于慢性自杀”这样的恐吓或许能让他们伸向烟盒的手慢上半拍。但对于自信有大把青春可以燃烧的年轻人,吸烟只是达到某种刺激体验和认同感的桥梁。传统干预方法强调健康危害、却疏于解构吸烟的符号意义,往往无法戳中他们的痛点。只有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思路,才能抗衡烟草公司的处心积虑。
况且,即使对于中年人来说,在恐惧感上做文章也并不总是一招鲜的桥段。心理学家阿伦森发现,当恐惧心理与某种令人愉快的行为有关时,人们通常不会戒断行为,而是否认存在风险的事实。这种逃避式的否认,产生于恐惧面前的无力感——人们不知道该如何避免这种危险。预防性媒艾滋病的宣传倒是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范例:在发出威胁的同时,总是提醒人们可以通过节制欲望、使用安全套和保持单一性伴侣来预防感染——只有在提示风险的同时提供化解的方法,风险告知本身才具有意义。
每个吸烟者在第一次拿起香烟时都没有充分料想到这一行为的后果,而他们几乎会无一例外地迎来后悔的时刻。据俄勒冈大学心理学教授保罗·斯洛维克透露,大部分吸烟者终身走在戒烟的漫漫征程上,他们中有85%以上的成年人和80%以上的青少年表示,如果有机会可以重来,自己绝不会沾染香烟。
应该说,控烟的中国式困境在于,国人对于香烟不仅在生理和心理上成瘾,更在经济利益上难以割舍。我国第一例烟草诉讼案的指导专家李长城副教授就曾指出,烟草特殊的经济地位,导致我国对《公约》的对接和配套立法进展缓慢。法律缺位给烟草的滋长留下了空间,令中国的吸烟者在香烟的诱惑面前格外脆弱。但是,控烟是一个综合的社会命题,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和法律的交集将为题解提供新的角度。随着更多有识之士对烟草亮起红灯,“终生戒烟”的苦恼终将成为一个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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